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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由於目睹近三十年史學研究偏重於政治史和經濟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對文史哲均有涉獵，且稍長於綜合，馮天瑜便選擇總攬諸觀念形態的文化史作為專攻——此時尚在全國性的“文化熱”興起之前四五年。馮天瑜提出並前級擴大機推薦論證“文化生態”說、“文化元典”說，得到學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譽為探討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張岱年語），認為表現出系統史學的魅力，是對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種理論建構，也由此奠定瞭此類研究的基本理論范式。謝遠筍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關鍵詞：馮天瑜;中國文化史;史學;文化史研究;武漢大學;地方志;文化生態;出版;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人文
作者簡介：
馮天瑜自幼博覽，所獲非止童趣，亦為人文啟蒙，更養成喜讀之性，“文革”期間亦不曾中斷。20世紀70年代後期，馮天瑜遇到一次選擇專業的機會，經再三權衡，他決計以冷熱適度、虛實相濟的歷史研究為業，跨入史學之門，自1979年開始，任教於武漢師范學院歷史系（今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由於目睹近三十年史學研究偏重於政治史和經濟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對文史哲均有涉獵，且稍長於綜合，馮天瑜便選擇總攬諸觀念形態的文化史作為專攻——此時尚在全國性的“文化熱”興起之前四五年。
當時，馮天瑜已進中年，且非史學專業出身，但不數載，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論》（1984）享譽學界，這確乎令人稱奇。此書作為馮氏的首部文化史專著，即被認為是“超過前人”之作，“已足以與柳先生（即柳詒徵）方軌”。（邱漢生語）其實，就其個人歷程說來，這一切誠可謂蓄之久遠，發於天然——他自幼即盡日徜徉書林，陶成人文之質，且有當代學人少有的傢學淵源。
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中國數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為瞭打破傳統史學為帝王將相傢譜的困局，梁任公提倡“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的新史學。在摒棄傳統王朝政治史轉音響電容價格而書寫人群進化現象的新史學革命中，現代史學意義上的文化史研究發其端緒。梁氏在《中國史敘論》中，表示有心撰寫一部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隻有《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中國文化史目錄》等少數篇目。
1914年，林傳甲所著的《中國文化史》面世，大約可算作目前所見的最早以“中國文化史”命名的著作瞭。此後，隨著中國文化史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熱潮，出版瞭眾多以中國文化史為名的經典之作，如柳詒徵1932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錢穆1947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由梁啟超開啟，經柳詒徵等人發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完全歸於沉寂，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中斷瞭30餘年之後方重新興起，至今在諸多領域方興未艾。馮天瑜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便自覺接續這一學術傳統，馮著《中華文化史》是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史整體與系統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謙說自己不過是追隨前輩、時賢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化學與中國文化史學科的創建者之一，早已是學界共識。馮氏在文化學及中國文化史學研究領域的創建，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態”說。馮天瑜遵循微觀辨析與宏觀把握相結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學基本論題，如中國文化之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嘗試以“文化生態”說為基旨，闡述文化學理論，建立中國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瞭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論》《中華文化史》上篇（1990），還有《中國文化史斷想》（1989）《人文論衡》（1997）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說。馮天瑜追蹤中國文化演繹史，註重“生成”與“轉型”兩環節，聚焦晚周、晚清兩個關鍵時段。“晚周”為中華文化生成之“軸心時代”，此間形成深刻影響中華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經典，他擬名為“元典”，探索中華元典形成過程、內在結構及其常釋常新之詮釋史。“晚清”為中華文化古典形態終結及近代轉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線進化觀和西方中心論，考究發生於明清間以“復歸元典”為外顯形態、以螺旋上升為運動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類探幽闡微之考析，集結於《中華元典精神》（1994）。
馮天瑜提出並論證“文化生態”說、“文化元典”說，得到學界充汽車擴大機電容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譽為探討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張岱年語），認為表現出系統史學的魅力，是對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種理論建構，也由此奠定瞭此類研究的基本理論范式。
其間，馮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傾力於辛亥武昌首義史及張之洞研究，《張之洞評傳》（1994）、《辛亥首義史》（2011）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後一研究中，廣采鄉邦文獻，詳考切關宏旨的首義史事細節，又適度使用訪錄辛亥老人的材料，堪為“口述史學”之典范。馮天瑜長期擔任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總編纂，主持湖北省、武漢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與地方史構成馮天瑜治史之一體兩翼。
謝遠筍 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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